本的“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都一窍不通（注：《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40页。），更不用说参与民主*，进行民主选举了。因此，在中国推行民主*，建设现代型国家，非得从最基本的集会规则、结社规则、选举规则等进行训练，使国人养成组织的能力及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以作为建国、治国的阶梯，使民主*逐渐走上轨道。应当说，孙中山这种极其重视民主*的实践，注重从实际生活中培育民主精神的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加以汲取和仿效的。
看来，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之所以难以在中国实施，其主因并不在这一理论系统本身，而在于实际*操作的不力和失误。即在现实的*斗争中，孙中山缺乏将其*理念转变为实际*制度的力量和手段，无法在军阀割据、武人*的恶劣环境中建成一个与其学说相符合的民主、高效、廉洁的现代化国家。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先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孙中山那一时代的革命者大都注意“应该如此”的品质，不大注意如何达到“应该如此”的能力。“除了学说、主张、说服力之外，他（孙中山）没有别的力量——*、经济、军事的力量。他也没有超人的手法与行政才能。”（注：陈志让：《中山北上与历史评价问题》，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59页。）
有关孙中山*理论最终落空的原因，尽管可以从主客观方面作出种种分析，但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孙中山没有真正找到可以去实现他宏伟*蓝图的*力量。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并没有对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寄予过多的希望，而是自视为“全体平民”的代表，倡导“全民革命”与“全民*”。孙中山认为：“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4页。）又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 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还把他所希望建成的现代国家比作一个大公司，认为人人都是公司的股东和有权去管理一切事务。至于政府，那必须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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