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第713页。） 因此，一定要未雨绸缪，在从事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完成社会经济的建设，防患于未然：“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不均的大毛病”（注：《民生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很早便意识到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能盲目地走欧美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全力“制造国家资本”，“发展国家实业”，将“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以达到“众人能够*的大目的”（注：《民生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802、808—804页）。这不仅开创了东亚“国家规制的资本主义”之先河，而且与时下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也颇为接近。这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思想的前瞻性。
其三，实践意义上的可操作性。并非像有的人所批评的那样，孙中山的国家*学说仅仅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不具备在中国实施的可能。反之，孙中山的国家*学说恰恰是在总结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就这一学说中的“革命程序论”、“政党*”及“地方自治”等理论而言，显示孙中山在考虑现代国家建设的实际步骤、实施办法上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时间。就本质*特征来说，孙中山与其说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毋宁说是一位革命的实行家。他的中心思维所在，不是去构造一套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而是实际地在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不是鼓吹和传播民主*，而是真正在中国实行民主*，建设以民权为核心的民主*制度。诚如他在民国初年批评那些认为他理想太高的人，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弄懂他的“革命程序论”的学说。有些人对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为何要写一本《民权初步》的小册子大惑不解，实际上这正是孙中山的清醒之处和过人之处，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由于几千年实行封建专制，人民缺乏基本的民主训练，甚至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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