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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彦成治理教门初探——以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为个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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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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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者一直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而这一看似不错的理念，实践的效果却让清朝皇帝大跌眼镜，加重惩罚带来出人意料的双重结局：一方面的确查处一些潜藏地下多年的“教门”，凸现出盛世下的诸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是那些上上下下官僚集团的表现令皇帝极端失望，随着皇帝对失察“邪教”官员惩罚的加重，他们更为害怕被降职甚至杀头，在行为上对皇帝更加封锁“邪教”的任何信息，结果走到与皇帝本意的反面；而一旦“邪教”案被皇帝侦知，他们自然会加紧搜捕，“将功赎罪”，甚至连没有发生过“邪教”案的地方也要提供一些案例来表明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再以那彦成为例[152]，镇压天理教民变后，根据教徒供词嘉庆帝得知仍有祝现、刘第五、刘呈祥等六“要犯”尚未拿获，要求那彦成火速将其捉拿归案。那彦成马不停蹄地追剿数月，却一无所获[153]，结果被嘉庆帝怒骂不已，“拔去花翎”，那彦成无奈地解释说“（臣）蒙恩调任以来，业经一载，办理地方诸务，虽心力不敢稍弛而才识实有未逮……”[154]为了证明自己“心力不敢稍弛”，那彦成到处查拿“邪教”教徒，很多都是捏供或故意查拿的结果，最后劳民伤财，结局自然是一无所获。由此可见，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清廷治理教门的得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官僚集团的表现又与皇权的控制效能直接相连。从这个多重关系中可以看到，皇权的控制力是决定性因素，而这一控制力的强弱又与整个国势息息相关。随着清朝中后期人口、物价和专制权力的强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日渐凸现，国势、皇权也随之衰微，这一连锁效应反映在教门上就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循怠玩”以致最后教门发展的泛滥不已。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细化他们的区别与联系，不仅要研究理论层面的对策，也要看到这些措置的具体操作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认清整个官僚集团在治理教门上的重要意义，才能弄清清代教门不断滋长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的得失。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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