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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彦成治理教门初探——以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为个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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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0: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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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行为上他们都如同害怕瘟疫缠身一样，不约而同地对“邪教”采取淡化或隐匿的态度。退一步说，如若他们老老实实按皇帝谕旨办事，发现“邪教”活动后，对教首至多只能处以杖责，因为清朝规定，所有超出杖责的处罚都必须上报督抚，而死刑则有皇帝亲自审核，这样以来，一件“邪教”案或许会葬送他们的*前途，尤其在皇帝查拿教门趋紧时甚至会因此丧命，这当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此外，更为致命的是，对一个传统*官员，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长官，还是司法长官和宗教道德教育的最高责任人，对民众负有教化重任，如果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邪教”案，可谓严重失职，罪不可赦。相反，如果把“邪教”案严格控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避免至高无上的皇权介入，他们熬过任期，依然不会影响自己的仕途。鉴于上述诸多缘由，地方官发现教门案时往往会尽量化小、自行处理，才会在“邪教”案上对皇帝呈现出“集体失语”现象。以天理教为例，隐匿现象也有发生，其实在起事之前就有清朝皇族得知“谋反”计划，兰簃外史在《靖逆记》中专门一节《豫亲王削爵》，主要记述豫亲王王府事前知道谋反后，具体如何隐匿迁延实情的[148]，最后兰簃外史评曰：“拜绷阿曾以祝现事密启于王，王若飞章驰奏，不惟罪人斯得，而禁城之变可弥于先，何乃迁延至再，慎戒声张，王意非欲保全祝现也，只以祝氏多王府旧人，恐彼此株连，王亦不免罹咎耳！”[149]诸如此例，地方官因自身特殊利益淡化“邪教”实情的也不胜枚举，爆发于乾隆三十七年的王中案就是突出一例。当时河南地方官在临颍县拿获“教首”王中，为缩小案情，河南巡抚何煟将此事当作寻常所见的教门案件简单禀报，以图尽早结案。可惜上呈御览的“逆书”却未能瞒过乾隆的眼睛，对于“逆书”中的“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一句，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明”字左旁的“日”字有补改痕迹，经过“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150]针对地方官的隐匿行为，清朝皇帝可谓颇费心机。嘉庆十八年十月，御史恒麟上奏指出由于地方官畏惧处分，往往将“邪教”违匿不报，更有甚者居然将首告者反坐。嘉庆帝于是“旨令吏兵二部将文武各员失察处分另行酌议，宽其既往失察之咎，严其将来违匿之罪。”地方官在案发前主动破案，或者案发后认真查拿，不惟可以将功赎罪，而且“设因此消弭大患，并可加以恩奖”[151]。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地方官的顾虑，称得上是较高水平的治理策略。
当然，皇帝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长期稳固统治，他们必须对“邪教”案以及其他任何包含谋反、谋逆等行为严行查拿和全力镇压，而这一思想的实践又不得不依靠整个官僚集团。因此，皇权只得本能地加大对“邪教案”的镇压和失察官员的惩罚，有清一代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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