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头阵，四处攻打，表现极为卖力。那彦成得知此情况后，遂向嘉庆帝具折：“该犯程进水被裹入伙，不甘从逆，且能杀贼应官，随同乡勇，屡次充当头阵，尚属向义出力，且并非头目紧要之人，此时随营乡勇即有数千，若将出力之人再究前罪，与前奉谕旨[113]相违，而人数众多，亦有关系，可否将该犯程进水免其究办之处？……”[114]这一提议得到嘉庆的首肯，朱批“甚是”。正是这样一种怀柔与大棒相结合的策略，才使得直隶地区很快“甚为肃静”，也为那彦成赢得了皇帝的多次嘉许。
在论及那彦成善后的治理策略时，不难发现他办案细致的风格，不时超出嘉庆帝的洞察范畴。客观而论，嘉庆帝在处理此次“教匪”起事上，尽管十分愤怒却仍然不及其父乾隆严厉，依然侧重强调奖惩结合，重在分化等方面，这也许是由盛及衰时期帝国皇帝心态的不同，没了盛世年间的洒脱和雷厉风行，反而变得处处谨小慎微，敏感而脆弱。在得知冯克善之堂兄冯克恭于“本年八月十三日曾将该逆（冯克善）及牛亮臣在滑县首告……若冯克恭果曾首告，该逆则是深知大义，此事由伊破案，不可不加以奖赏。”[115]在嘉庆帝看来，任何不从“教匪”起事而又“首告者”，都是对现行政权支持的象征，理所当然应该予以奖赏。按常理，奖赏一向被视为将帅争取军心民心的大好机会，而那彦成在十天后的回奏中却拒绝了嘉庆帝奖赏的提议。经过那彦成的细致调查审讯，得知“冯克恭讯无从贼情事，其赴县首告冯克善系在上年九月初三日李文成被拿以后，诘以何不早告？则称教匪势盛，早告恐被仇害等，供事虽近情，并非由伊破案，业已讯明，应请无庸奖励！”[116]虽然如嘉庆帝所言，冯克恭的确向地方官员首告教首，但是首告时间却是在起事爆发后，在那彦成看来，这是首告意义的根本所在，是性质的区别，它的早晚直接关乎清廷的镇压筹备，因此讯明后否定了嘉庆帝的奖赏提议，务实谨慎的办事作风不言而喻，这在清中期以后吏风日下的大环境下，值得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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