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140]中，关于官僚集团与皇权的关系问题，很多人倾向认为官僚集团完全是皇帝的附庸，是皇权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皇权的存在和皇帝的任命，皇帝完全可以通过对其职务的升降或不同区域的频繁调动控制他们实力的发展。以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完全是一种君主制，正是在这一观点影响下，具体到研究治理教门上，很多研究者无意中陷入一种理想主义状态，过分强调皇帝对惩治教门的完美措施，而回避和忽略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主体——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当然对有清一代教门屡禁不止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合理诠释。笔者个人更倾向赞同孔飞力先生关于中国“官僚君主制”的精辟分析——在中国的制度下，皇帝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并非一定格格不入，完全相互排斥的，而更可能是和平相处之道。简言之，也就是说皇权利益与官僚集团利益在大体一致的基础上也有相互错位的一面，这意味着同时否定了两者的“完全排斥说”和“利益等同说”。而在治理教门上，这个特殊利益就是指官僚集团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竭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此甚至损害或牺牲皇权利益，在行动上体现为对皇帝治理教门政策有独特的自我理解，这个理解可能与皇帝意旨一致也可能有所歪曲，歪曲广度和深度是由这些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这样，如果我们把以前学者研究教门治理的范式概括为“皇权——民众”的话，现在则应细化为“皇权——官僚集团——民众”，我们要科学评估嘉庆清朝教门治理得失及教门不断滋长原因，就无法回避整个官僚集团这一特殊利益群体，正是他们去影响和左右着皇帝的思维，也是他们执行着皇帝的意旨。尽管他们作为个体，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放宽研究视野，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无时不是或隐或现地与皇权周旋、斗争。限于篇幅，下面我们仍以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案例说明个中道理。

那彦成与嘉庆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然而矛盾的焦点在于作战方略问题。那彦成作为直鲁豫三省最高军事统帅，其*前途甚至生命与这场战争的胜败直接相关，对镇压白莲教鲁莽出击的惨痛教训更是记忆犹新，所以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团团包围、稳扎稳打，保证战争的绝对胜利是其特殊利益。而嘉庆帝敏感而又苛求完美的性格再也无法容忍教门的不断造反，脑海里不断闪现白莲教的可怕身影，愤怒之下乱了方寸，因急于立即扑灭民变的队伍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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