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进剿。虽然两者在终极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实现途径的区别可能使得那彦成丢官杀头。在此境况下，那彦成通过各种理由迎对嘉庆帝的督促和怒骂，当他发觉个人力量再也无法应对皇权的极大压力时，于是就搬出了整个军事统帅集团如杨遇春、高杞等清廷重臣，把所有折子的前面都冠以会同商讨、集体决定的名份，这样以来，正所谓“法不责众”，嘉庆帝就不好再一味怒骂，否则就会遭到群臣反对甚至弹劾，落到真正“孤家寡人”的境地，所以至多只能气愤地指责“杨遇春系久历戎行之人，亦不应随声附和，本属非是……（嘉庆帝此处朱批：实可恶）[141],藉此为那彦成全力备战争取的了宝贵的时间。这里不能不说是督抚级官僚集团对皇权的一次小小的胜利，也是官僚集团与皇权利益错位的鲜明体现。
二、 治理教门中官僚集团的两种表现及其原因[142]
当然，这里我们必须看到，满洲正白旗出身的那彦成与皇权利益有一致的一面，表现算得上相对忠诚[143]，对嘉庆帝的谕旨政令也是尽力实践，无论他后来的教化保甲还是追剿余党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些与那彦成的敦厚性格和满族血统等个人因素不无关系。但是如果由此推广开来，把研究视角投放到上上下下整个官僚集团，就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以乾隆帝下令查禁白莲教为例，其本意是通过加大惩罚力度，压制教门势力的发展蔓延，可在执行中被严重扭曲。一方面被乾隆斥为因失察“邪教”罪不可赦的督抚，为了弥补“前愆”，规避皇帝处分，宁愿从严惩处所有教门甚至正常的宗教活动，慌乱中到处搜捕教徒、查禁“邪经”、捣毁教徒聚众之处，这些大张旗鼓的搜捕活动牵连很多无辜百姓，引起了局部骚动，后来这一行为甚至连皇帝都感到担忧。我们还拿山东王伦案来说，当时山东巡抚徐绩被斥责为“漫不经心，失察邪教”后，惶惶终日，上折说“自恨一死不足以赎臣罪”，迁任河南后连乾隆帝都忧虑他“于稽查邪教一节更不敢稍懈”而过于严急，反而激起事端，急令妥善办理[144]。另一方面乾隆后期，“贪污之风遍天下”[145]，很多地方官借着查拿“邪教”的名义到处恐吓勒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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