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也有数年镇压白莲教的经历，在对待“邪教”问题上比起教化显然更倾向于军事弹压和保甲监察。把保甲与镇压“邪教”联系在一起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里明确规定，作为基层的社长，负有监督之责，“诸假托灵异，妄早妖言、佯修善事、夜聚明散，并凡官司已行禁治事理，社长每季须以一诫谕，使民知恐，毋陷刑宪”。[121]明朝特别在《大明律》中制定“禁止师巫邪术”专条，而且详细规定了对失察里长的处罚，“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122]。清承明制，沿袭了采用保甲防范“邪教”的策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三十九（1744年）的山东王伦清水教起义，时任直隶总督周元理断然指出，清除“邪教”惟系“保甲之良法确为目前切实要务”，这一主张得到乾隆帝的首肯，并下谕“自应如是办理，清查保甲，原系弥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于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下令把属员升迁与利用保甲防范“邪教”的效果直接挂钩，同时其他各地也要依照执行，推行保甲，查拿“邪教”。[123]嘉庆帝掌握实权后，面对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对清廷统治带来的极大冲击，于嘉庆五年（1800年）下谕再次强调保甲对查拿“邪教”的重要意义，指出“向来保甲一法，原系比闾族党之遗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实为整顿地方良法”[124]，甚至连道光时期的黄育楩也认为“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保甲）固不仅为禁邪计，而禁邪之要道备于斯矣”。[125]可见，保甲之法的重要地位历来颇受重视[126]。
那彦成在《善后条陈各直省编查保甲》中详细阐述了保甲的必要性和具体操作方式，“……此次教匪滋扰之区，毗连三省。现在军务告蕺，各路严行搜捕，自可尽决根株，但念经诵咒及学习拳棒之风沾染已深，恐一时未能尽息，尤应严为防范，以免邪慝复萌。（臣）等查保甲与搜捕贼匪，名虽两事，实为一端。今应于被贼滋扰及近贼之处，责成该管道府督率州县委员，一面编查户口即一面稽查匪徒，如有剿败鼠匪及伏匿未发者，晓谕各庄衿耆乡约人等自行举出或捆缚献官，给以重赏；窝留匪徒者一并严办。自此次编查之后，若再有滋事匪徒，即将地方官加等治罪，其民间藏有不法经卷及旗帜器械等项，概令缴出销毁，藏匿者仍以悖逆论。其委员书役人等不得藉下乡编查为名，需索门牌户口册费，以妄拿无辜，均予重究。”[127]同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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