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起事刚刚被镇压，嘉庆帝就督促地方官着力于教化。正所谓“法禁于已然，教施于未犯”，[117]早在康乾时期，教化的重要意义就为清最高统治者重视，先后颁发了《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等，形式上这些圣谕大多是宣传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其实质却在于“正人心”、“禁邪说”，尤其雍正帝《圣谕广训》颁布后，更是直接指出教化对“禁邪教”的作用。川楚陕大起义爆发后，嘉庆刚刚掌握实权就颁布《御制邪教说》，指出：“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刑政，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正道，恐为邪教所诱也……”，天理教起事爆发后，嘉庆帝对于地方官的“因循怠玩”极为恼火，怒斥地方官“于教化一事，则置焉不讲”，认为这次“教匪”造反“实皆由于地方教化不兴，以致陷溺斯民至于如此。”于是通谕直省等各州县，“于所属民人，实力化导，宣讲圣谕广训，务俾家喻户晓，久之人心感发，知仁而有所不忍为，知义而有所不敢为，则正教昌，邪教自息矣”。[118]并不断地告诫那彦成：“愚民习教于邪僻，罔识利害，不可不剀切化导。那彦成当刊刻简明告示，广为晓谕：俾知一经入教之后，为祸不浅。其初不过财物家资被人诓骗，而其后至于身家不保，令其各知猛省、痛加改悔，如家有经卷邪像即行呈缴销毁，庶使习俗渐伊，人皆勉为良善……”[119]，那彦成接旨后迅速安排在各地尤其民人易惑之处，撰写通俗文章剀切化导，明白晓谕，通过“朗畅宣读，俾知所儆惕，不敢为非”，最后达到正人心、齐风俗的目的。当然，那彦成也清楚，教化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非一朝一夕能见效，而且在整个社会大环境日趋趋紧的形势下，口头的说教很难奏效，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现实利益。正因如此，那彦成在遵照谕旨敦力教化的同时，更为强调实务之策，比如他曾上奏“惟濡染已久，革面未尽，革心全在地方官钦遵谕旨，实力劝导，庶几默化潜移，此非可期之旦夕之事。刻下贼匪禁绝，惟饥民实关紧要……”[120]。可见，那种形势下，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清廷某种程度上已经慌乱到没有精力如同康雍乾三帝顾及思想文化的强力控制，由此不能不说这也是清代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逐渐走向衰弱趋紧的一个鲜明缩影。

在社会动荡到只有武力才能奏效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监控之法自然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那彦成出身于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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