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团与皇权利益的错位，不仅体现在“邪教”案爆发后对皇帝旨意的歪曲执行，还在于他们对所辖范围内“邪教”活动的淡化甚至隐匿不报。鉴于皇权在常态下对其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作为皇帝政令的执行者，那些从上至下的官僚集团总是千万百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翻开清代教门案的历史，不难发现许多教门势力的膨胀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官员的“包庇隐匿”有关[146]。嘉庆年间那彦成查禁的闻香教（又称清茶门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谕曰“石佛口王姓一族，世传邪教，历年久远，蔓延数省。现已屡次犯案，著那彦成即派委干员，前往滦州及卢龙等处……”，那彦成接旨后迅速行动，查后惊呼“（王氏一族十世）何致累代流传，蔓延各省，俱皆听其煽惑，送给银钱？且屡年犯案，正法发遣者不一而足，何以该教人等溺迷不悟，始终仍蹈覆辙？”[147]嘉庆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怒骂地方官员“毫无察觉，形同木偶，玩悮因循，莫此为甚”。其实，从浩瀚的清代档案中我们不难发现，闻香教犯案多次，并非地方官“毫无察觉”，只是他们故意隐匿、淡化，大都当作普通贼犯简单“料理”罢了。而教门之所以如此繁盛，原因在于他们所有能采取的查拿禁止措施都是在避免皇权介入的小动作，比如对教首实行杖责和加强监管等。

可整个官僚集团又为何刻意避免皇权的插足呢？促成这一奇怪现象这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研究中国传统*的学者都清楚，官僚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任命，而不是民众的支持和赋予，所以他们把大部分精力专注于上级的喜好，再加上他们大都任期不长，因此，对整个官僚集团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事情越少越好，尤其诸如“邪教”案这样的“晦气”之事，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作风正是乾隆多次批驳的“化有为无之术”，更是嘉庆帝在“罪己诏”中痛斥的“因循怠玩”的之习气。其次，清代主要官僚集团成员大都是正规科举出身，对“子不语怪力乱神”都有深刻感悟，因此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相信“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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