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那彦成如何具体扑灭此次起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整个官僚集团在治理教门上的特殊利益，从而试图为进一步弄清清代教门不断滋长以及重新审视清廷治理教门政策效能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那彦成在平息白莲教暴动过程中的经验被全部运用在河南，他不希望天理教也采用游击战术，所以采取围剿的方针。嘉庆帝对于此次起义震怒不已，所以他对那彦成的战术极为不满，甚至不顾君主的风度和威严，破口大骂。但那彦成的确是个极为称职的“清廷”官员，他作为镇压民变的最高军事统帅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面对皇帝的严厉督促依然坚持自己的策略，在经过了道口、司寨和滑县三战之后，天理教起义基本被平息了，之后开始残酷地追剿教徒“余党”，同时又大刀阔斧地整顿地方控制体系。在治理教门上，那彦成作为一线督抚大员，其治理策略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主要有：首先，他在镇压教门起义时竭力主张全方位军事包围，逐步推进，甚至不惜因此与皇权不断周旋；多方拉拢民心，同时通过各种措施利诱教徒、以达孤立起义队伍之目的。其次，敦力教化与加强保甲。那彦成在继承惯常教化之策的同时，尤为强调保甲的作用，在保甲的操作方式如编查时间等方面有所突破。再次，加大奖惩官吏的力度。那彦成摆脱在治理教门上过去一味强调惩罚的做法，对下属各级官吏只要有所“功劳”都会细加区分后予以奖赏，并注重利用奖赏对其他官民的辐射效应。凡此种种，使其成为清朝皇帝眼中治理“邪教”的“柱石之臣”。

    那彦成镇压天理教原本只是清中后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个，但由此我们也能窥探出在治理教门上官僚集团与皇权的互动关系，传统学界大都侧重强调官僚集团与皇权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甚至把两者看为一体，从文中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也有利益错位的一面，而且这一错位因素会直接关乎治理教门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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