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取证于经书的学术自我发展演进趋势使六经取代四书成为立论的根基，与六经相伴生的训诂考证必然随之而来。 

其次，明清鼎革造成的剧变促使“好古”的中国士人将目光投射到中古以前，力图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济世良方，但这种风气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而只剩下形式的复古，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 

复次，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余地，因而其“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学者们纷纷回归经典，从事实证研究，将义理构建悬置起来。众所周知，程朱一派主张“道问学”，借格物、致知来穷理尽道。但是，在长达五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程朱一派的“理”学体系建构已经相当完善，到了精微化、系统化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想再将其推进一步已属极难。拿朝廷所褒扬的大理学家来说，无论是熊赐履、还是李光地，他们所论述的太极论、理气论、河图洛书，都只不过是在拾掇宋明理学家的牙慧，烦琐复述，毫无新意。这样，程朱理学留给学者们的就主要是“道问学”在方法上的指导意义，促使学者们由重“思”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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