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 [2]（P157）梁启超也说考据学：“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4】（p28）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文字狱并不始于清代。众所周知，明初的文字狱无论从涉案规模还是惨烈程度都不比清代弱，但为何却没有引出考据学呢？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华人化考序》中就针对清代史学不振的事实说：“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7]（P269）这实际上也暗示了“文字狱”不足以解释清*据学兴盛的原因。
当然，乾嘉考据学本身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学术形态，其研究角度也应该是多样化的，笔者在此强调要注意其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并不是要否定其它研究成果的价值，我们应该深入到考据学的内部进行详细的考察，以更好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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