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平天国宗教，还应联系其时代背景（即“历时性”）去评析。太平天国时期已不同于康雍乾时代。康雍乾时代，中国闭关自守，乾隆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赖于外夷”，当时中国可以自尊，可以有自己的“天下观”，不能强以英国的西方世界观去评判它。王铭铭认为这是何伟亚所著《怀柔远人》一书最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我甚赞同。我记得何伟亚于1995年，于此书出版后再度来到山东大学，同我和陶飞亚、刘天路相聚。他提出希望由陶、刘分工将此书译成中文，然后先由我执笔写成书评载在重要刊物上。我答应了，何伟亚当时就已向我指出他的上述主要观点。后来该书得了李文森奖，自然就不需要我来写书评了。太平天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闭关自守体系已被冲破，西方已与东方相联，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西方的“殖民观”冲破中国原有的“天下观”。西方传教士伴随着鸦片和大炮进入中国，企图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汉教”。这时作为本土运动，必然要对西方殖民冲击作出回应。在殖民主义征服下，不同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做出不同方式的回应：有的直面对抗，以本土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有的则适当吸纳外来文化，以增进对抗效应；但不论哪一种，本土运动都构成了民族主义潮流，这是共性的。太平天国采用的是后者，它从西方基督教那里追寻“真理”，吸取了天下人都是上帝子女这一平等思想的教义。后来直面外国侵略时，它坚持了民族自尊原则，为此它的宗教也连带遭到了某些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的攻击和诬蔑。 

他们最有力的抨击，是指责太平天国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也有些传教士不是这样看法，认同了上帝教是基督教。王国平在此次会上所交的论文中已有系统评介[1]，值得一读。就拿西方对华传播的基督教神学来说，其内部派别也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仅以“基要派”或“原教旨主义”的神学作为唯一准则。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前面已提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