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记载是这样的:“(清军)步骑争先陷阵,左翼兵又绕山横击,遂破其垒。贼乘夜走保高险。翌日,遣西藏喇嘛济隆来军,卑词乞和。”[10]魏源的记述不像福全的战报,逻辑上显然没有大问题,但把事实完全给歪曲了。魏源的记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偏颇,是因为他的依据基本来自于马思喀的《塞北纪程》一文。马思喀的原文写道:“我兵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驼毙于火,颓且仆,阵断为二。我师乘势,无不以一当十。贼惊溃不支,遂破贼垒,大败之。噶尔丹乘夜遁去,我师乃还营。庚申黎明,复整兵追击。贼噶尔丹遣大喇嘛诣军前卑辞乞降,乃班师回营。”[10]马思喀这些说法显系夸大之辞,与其他很多史料的记载大相径庭,是不符合事实的。但由于马思喀是乌兰布通之战清军炮兵统领,曾亲自参加战斗,所以魏源就把马思喀的记述信以为真,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为后来诸史家所继承。魏源的失误在于采用孤证,没有掌握大量史料。魏源在《圣武记》中曾尖锐地指出清代史书对清军“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的弊病,主张“纪事之文,贵从实”。[10]遗憾的是,魏源《圣武记》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却未加怀疑地转录马思喀《塞北纪程》的文字,从而使他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三
噶尔丹在8月1日下午的激战中虽然获胜,但他毕竟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而清军虽遭重创,但兵力仍很雄厚,所增调之各路军队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噶尔丹迅速脱离战斗,退回漠北,才是惟一的出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安全撤退,噶尔丹采取了与清军讲和的策略,并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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