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阻击战”清楚地显示了清廷对俄外交战略的特点,即以不变应万变,试图通过维持“华夷秩序”格局之下的传统中俄交往体制,来遏制俄国咄咄逼人的新攻势。但是,俄国人以全力突破了旧体制的障碍,开始了对华外交的新“范式”———像、英、法、美三国那样直逼中国京畿,让清廷尊重自己的外交主体地位。此后,普提雅廷及其后继者即与英、法、美三国在华使节一道,共同谋取各自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参见[英]奎斯特德著、陈霞飞译:《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2章。】清廷试图以成规旧制来对付变动中的形势和对手,结果反而作茧自缚,处处显得消极、被动。

整体战略如此,具体问题上亦然。此时俄国人正在远东开展一项大的行动,即占领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清廷对此基本无动于衷,一厢情愿地解释为“不过暂借中国地方行走”,【理藩院给俄国咨文,1857年8月29日,《咸丰夷务》,第571—572页。】“尚无滋扰情事”,【景淳等奏,1856年8月2日,《咸丰夷务》,第467页;廷寄,1856年4月30日,《咸丰夷务》,第460页。】中方“不可先露防备情形,以示镇静而免猜疑”,【奕格等奏,1856年2月17日,《咸丰夷务》,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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