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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本属通同一气”。【廷寄,1860年2月16日,《咸丰夷务》,第1788页。】能够有此见识,咸丰帝总算走出了对俄认知的误区,意识到了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这对咸丰朝而言尽管已属后见之明,但对清王朝依然不无警示意义。此后,清廷上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可虑者莫如俄罗斯”,“私忧窃虑,寝食不安则尤在俄罗斯”。【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结 语塔城事件拖延三年方得解决,固然与中国的国内局势和清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急剧变动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俄国的全面对华攻势战略。事件的解决过程,具体反映了这一时期俄中一攻一守的较量态势。一方面,俄国人积极了解自己的对手,处心积虑地积极进攻,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另一方面,清廷上至皇帝、下至直接与俄人交涉的边疆官员,于对手都缺乏真切了解,期望以百年成规旧制作为防御手段,处处显得消极、被动。而这一攻守异势的格局背后,又可见中国传统外交观念、体制和策略的支配作用。清统治者昧于世界形势变迁,习惯于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努力维持“华夷”观念基础上的朝贡体制,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别国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在实力不足以应对的情况下,传统的“羁縻”策略往往沦为无奈的屈服。塔城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国传统外交观念、体制和策略的末世回响,也是它在变动的国际形势中走向失败的具体见证。
一般以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总体而言,如果就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发展、帝制时代传统的*文化逐渐发生改变而言,这种认识未尝没有道理。但具体到不同领域、不同区域,那么变化的节奏、步调是不一致的。比如在外交领域,1842年以后是否就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方向?这还值得进一步追问。学界一般以总理衙门的成立作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所指内容的另一种解读)的起点,而这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距离鸦片战争结束已近20年。在此20年间,中国外交的特性似乎很难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或者“近代化”)来概括。从本文分析的案例来看,非常明显的是,清政府从皇帝到内陆边疆大臣,其边疆观念、外交思想和驭外策略都一仍其旧,治边和外交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这已是在鸦片战争结束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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