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即缮文派本院员外郎占柱递送俄国,询问关于遣返喀尔喀蒙古700余人出逃一事。占柱因病故去后,康熙六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721年10月1日),理藩院又派员外郎刘申保前往楚库柏兴补占柱之任,继续督办逃人之事。【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09页。】 

然而,俄国政府仍搁置此事逾年。同时清廷又得知,俄国已同准噶尔首领策旺互遣使团。对此问题异常敏感的清朝立即向郎喀查询此事。因此,清廷从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下令从库伦驱逐俄国私商,到该年四月正式通知郎喀“由于俄方迟迟不交还中国的逃人,而且对博格德汗从前嘱托使臣伊兹麦伊洛夫向上呈报有关边界一事至今未予圆满答复,因此博格德汗打算从现在起中止与俄国的一切公文往来和贸易活动”【[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26页。】的这一系列举措,无不说明清廷对于伊兹麦伊洛夫和郎喀的承诺丧失了信心。 

郎喀获准留驻北京,曾是伊兹麦伊洛夫使团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也是清朝愿意与俄国进入谈判轨道以消除两国关系危机的一种姿态,它在两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两国第一次通过俄国驻北京代表,实即“领事”,展开的直接的外交对话。虽然这次对话以失败而告终,郎喀本人也被驱逐出京,两国关系危机进一步升级,但郎喀的结局使得困扰中俄两国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喻为黎明前的黑暗似不为过。 

(四)危机的解决———《恰克图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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