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宗教统治者是一伙“披着袈裟的农奴主”(《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载《列宁全集》第15卷,第391页。)。他们对农民依然维持着农奴制剥削。在叶尔羌、和田等地的调查表明,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丝毫没有减轻,有的反而更重了。
第二是民族仇杀问题。由于起义领导权被伊斯兰宗教头目篡夺,他们鼓吹“圣战”,广大非伊斯兰教民族人民也就成了屠杀的对象。这种杀戮一旦被煽起,受害的都是双方劳动人民。这是宗教头目用以扭转农民起义斗争方向的一个狡猾毒辣的手段。它给新疆地区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尤为严重的是,在外敌入侵时,应该为保家卫国英勇杀敌的千万勇士却早已作了民族仇杀的牺牲品,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宗教头目和封建主还在起义者内部挑起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之间的仇杀,有的还插手其它割据政权内的维、回冲突。伊犁起义群众攻下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后,就发生了维族“苏丹”艾拉汗同回族“苏丹”马万信(一作马万倍)之间的战争,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当初同清军之作战,最后以马万信被杀而告终。乌鲁木齐的妥得□不仅插手伊犁两“苏丹”间的内战,而且在阿古柏侵至库车以前还派兵同热西丁争夺布古尔(轮台)。库车热西丁派兵东征西讨,插手叶尔羌内部纷争,到阿古柏入侵之后还不肯停息。后来连续败于阿古柏,才从东部抽回兵力以对付入侵者,可是又想在打阿古柏的过程中削弱东征军首领伊斯哈克(汉文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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