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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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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29: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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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领，一切都被反异教徒、杀异教徒这种模糊群众阶级意识的宗教狂热所掩盖了。伊犁世袭台吉迈孜木杂特在投机到起义农民一边时曾打出过“官逼民反”的旗号。（《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第92卷，第3页。）如果说这多少反映了群众的愿望，那也只是反映了群众行动的理由，没有反映出所欲达到的目标。伊犁农民在攻打惠宁城时写在战旗上的“生存”二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唯一的起义农民自己提出的口号。（毛拉比拉里：《穆斯林在中国的战争》，维文，汉文译稿，未刊。）这也只是反映了农民的最低要求。至于农民渴望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要求，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农民们英勇地向着旧制度冲锋陷阵，挣脱人身依附的枷锁，夺取土地，但是没有形成*纲领，更无法建立一个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新的制度。另外，恩格斯说过：“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而这次斗争既没有提出过反对宗教或改革宗教的口号，也没有这方面的行动。从这一点看来，一八六四年的农民起义比一八五七年的库车起义确是后退了一步。
另一个表现是，在推翻了清朝统治势力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都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它们的头目为了扩大权力和统治地盘，不惜相互谋杀和相互作战。另方面又利用农民起义的威势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企图求得某种妥协，以维护自己已得的权势。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先后派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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