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领导权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10页。）一八六四年新疆农民起义最后被引向歧途遭到失败，根源正在于此。

这一次起义规模很大，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没有形成一个指挥中心。起义者分属几个互不统属的集团，领导权都掌握在当地伊斯兰宗教显贵与头目手中。他们是信徒们精神生活的主宰。当王公伯克成为农民起义的打击目标后，宗教领袖就成了唯一可以号召群众同清政府官员相抗衡的地方势力。他们利用农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景遇，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号召群众起来反清。个别地方，如库车，则是农民起义爆发以后要寻找一个领导人。起初，人们要郡王爱玛特出来领导，爱玛特不从被杀，又转向热西丁和卓。热西丁上台后把人们所遇到的一切不幸都说成是“异教徒”统治所造成的，号召群众进行“圣战”。（毛拉木沙：《伊米德史》，维文抄本，1960年汉译油印稿，上册，第87页。）农民群众的反封建农奴制斗争，受到了狭隘宗教偏见的严重干扰，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民族与宗教的色彩。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没有提出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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