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使全国人民得享自由幸福，规划之宏，寰烁今古，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危险实多”，而“自民军起事以来，南北阻绝，谣诼繁兴，传闻各异，处此惊疑之地，自难免误会之端”，[41]将以往反对共和的立场，以“误会”一词而开脱。进而声称驻京蒙古联合会是蒙古王公的全权代表，要求南方民军“如有应商事件尽可直接通电，无须另举代表南行，以免稽延时日”。[42]言下之意是告诉革命党，如果要我们拥护共和，就得保留原有封建特权。
当然，驻京蒙古王公们清楚，向南方革命军讨价还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修补他们与袁世凯在迫清帝逊位上步调不一致之处。2月6日，在袁世凯邀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军政大员会议上，蒙古王公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43]2月9日，即清帝正式颁诏退位前三天，蒙古王公联合会又通电南京政府孙中山、黄兴并全国各省督抚，吹捧袁世凯“于大局一事始终甘心孤诣，竭力维持……厥功至伟，且*经验至富，军队尤极推崇”，声称：“同人佥谓统一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以冀收建设之功，兼保和平之局”。[44]这份通电不啻是驻京蒙古王公投靠袁世凯的公开宣言书。昨日还是清廷显贵的驻京蒙古王公们，转眼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座上客。
保皇最烈的阿穆尔圭灵仍保留“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年10月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在长春召开的内蒙古哲里木盟10旗王公会议。[45]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他们二人还出任大总统翊卫处正翊卫使和都翊卫使。据民国4年2月2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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