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至1908年，帕勒塔作为本世纪走出新疆的蒙古王公，深受19世纪末维新思潮影响，看到了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力图依靠清廷推行变法，以图自救而达自强，1904年提出的《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条陈》是帕勒塔*改革主张的集中反映，而在日本的三载游历考察，更加深了他依靠王室进行改革的信念。帕勒塔的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大变动中，显然已是落伍者，但在封建王公，特别是在蒙古王公中，帕勒塔仍是一位识时势、有政见的佼佼者。

1909年帕勒塔自日本归国，定居北京后，正当准备在清廷支持下一展自己*抱负时，面临的却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王朝倾复在即的局面，出于切身阶级利益的考虑，帕勒塔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一个新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局面出现。所以，1909—1912年初，他的*活动重点即是通过保皇达到保护蒙古王公特权。为此，帕勒塔与驻京蒙古王公几个头面人物一起，周旋于当时三大*势力之间，即气息奄奄的清廷、充满生机的革命军、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但他们的*倾向是明显的，对清廷充满依恋之情；因在维持清室帝位上与袁世凯有分歧，双方时有摩擦；而对革命军则是充满敌视与疑惧。随着*形势的变化，保皇已不可能，于是改换门庭，由清廷重臣一变为袁记政府新贵，与此同时，蒙古王公们还争得了一个《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50]达到了保存蒙古王公特权的根本目的。从这一角度看，帕勒塔在*斗争中不是一个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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