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代中原王朝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并无明确的边界概念。而在对待边地诸民族时，又尊奉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即以文化本位来区别之。王朝强盛之时，标榜“用夏变夷”，即以推行中原文化、制度礼仪的手段向边疆地区浸润；而在衰败没落、居于守势之际，往往又以“华夷之别”来抵御边地诸民族之攻略。但统而观之，历代汉族王朝从未跳出“夷夏大防”的历史窠臼，在边疆治理方面陈陈相因，缺乏建树。而由满族建立清王朝，以其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它能够以一种全新角度对待和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它比任何其他王朝都要重视联合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尤其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订、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虽然其主观出发点，是为了达到以人数和文化明显处于劣势的满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对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清廷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历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诸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并十分注重“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行“一国多制”、“文化多元”的统治方针，在清代前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而清廷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首先是设立专门机构。在中央层面，特设立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曾兼管中外交涉事宜。是当时“中外一体”的具体体现，与当今“国家”之概念尚不可同日而语。制订并不断修订补充的《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可视为管理规范化的力证。在地方层面，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大量适于本地诸民族的行政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如在东北地区，采用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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