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刚回拉萨不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强烈不满，达赖喇嘛发动了对抗清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①]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再度出走，留居印度两年有余。在两次逃往中达赖喇嘛了解到外部世界的情势，打开了眼界。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达赖喇嘛后来力图变革、谋求分裂的统治思想。此后，擦绒变革、龙厦变革等前后相继，虽因种种内外原因的交相困扰而告失败，但是变革与分裂的种子却象燎原野火，荡之不尽。变革的一面固然给西藏带来了近代化的曙光与生机，分裂的一面却给新生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危险。西藏革命党诞生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便同时具备着变革与分裂的双重特征。西藏革命党前后存在的八年时间中，活动及其影响都非常有限，可见的文字记载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并不太为研究者所关注。
有关西藏革命党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部分章节对西藏革命党作了概略的描述，书中引用的《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等内容是我们了解该组织的最为重要的材料。杜永彬的《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考察了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在其《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②]一文中，杜永彬对以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肯定更敦群培加入了该党，认为更敦群培的*生命是与西藏革命党联系在一起的。杜永彬同时对该党作了较高的定位和评价，认为“西藏革命党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性政党”，“它实际上拉开了西藏革命的序幕，推动了西藏的社会变革。”郭克范在《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③]一文中肯定西藏革命党“实质是一种政体改革企图”，同时认为“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难以进行全面分析。”陈谦平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探讨，其在《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④]中推断“西藏革命党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旅印藏人中的支部，邦达饶嘎亦可说是中国国民党旅印藏人支部的负责人。”他将西藏革命党事件视作“战后中英两国在西藏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一次冲突与交锋。”的确，西藏革命党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邦达饶嘎具有该党主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