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满族的清朝，西藏和中国的合作是建立在施主和僧侣关系基础之上的。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通过电报向满清皇帝阐明，西藏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并不是以相互从属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军队的意图是活捉我或击毙我，我别无选择，只有越过印藏边界。
我一到达印度就给皇帝发去了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的要求的答复却被北京的腐败无能的官僚们耽误了，而这时满清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现在，中国想将西藏殖民化的企图在供施关系之下已象天空的彩虹一样渐渐消失了，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幸福和平的时期。”[⑥]
通篇可以看出，达赖喇嘛竭力否认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藏的管辖说成是简单的“供施关系”，称中央派军驻藏是进行“殖民”。这是赤裸裸的民族分裂宣言书，彻底暴露了达赖喇嘛集团分裂祖国的勃勃野心。这份声明几乎成为此后三十多年西藏统治集团的行动指南。
达赖喇嘛以分裂声明开始了新的统治时代。他力图通过改革其政府的效率、使军队现代化等方式来消除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达赖喇嘛的新政包括新设机构、整顿吏治、整顿寺规僧纪、扩军、鼓励垦荒等方面。同时，他派人参加了1913—1914年英国人策划的西姆拉会议，企图利用英国人的力量与中央对抗。在西姆拉会议上，藏方提出了谋求独立地位的文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