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诸藩部的分界线为:“从铿格尔图喇跨额尔齐斯河往西南,越过喀尔满岭,沿爱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再“从巴尔喀什湖的北岸到塔拉斯河的西端,又东南沿塔拉斯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到纳林河”,最后直到“葱岭地区”。根据清朝的划界原则,准噶尔部游牧的全部地域划入中国疆域范围。
清朝在这一地区的划界及实行的管辖办法,已经将哈萨克和布鲁特划出界外。清朝禁止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越界进入其管辖的疆界,为此在新疆沿边设立了一系列卡伦,“至于境外,自北而南,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27] 。但是,乾隆朝后期,有大批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进入境内游牧居住,清朝对入境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管理松懈,未能及时驱逐,而逐渐合法化。造成清朝在西北界务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哈萨克人、布鲁特人进入清朝境内居住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沙皇俄国对哈萨克、布鲁特原有游牧地的侵占和掠夺,使大批牧民逃入清朝卡伦以内。同治元年(1862年),逃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布鲁特人说:“我们世居边外,太平度日,今俄人说我们游牧地方是他们的,被他勒索,因此进卡留下发辫,情愿给大皇帝出力当差”[28]。沙皇俄国对哈萨克和布鲁特领地步步推进,大批失去土地牧场和家园的牧民向新疆沿边境内逐渐迁移,而清朝在沿边设置的卡伦和对沿边的巡查路线也随之向后一再退缩。沙俄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不断向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扩张,造成近代中国西北丧失土地。
此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后,清朝对进入境内的哈萨克、布鲁特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前清廷明确规定,不准哈萨克、布鲁特等进入境内:“吹、塔拉斯、沙喇伯勒,俱在伊犁以西。……原系厄鲁特游牧。……著传谕明瑞等,酌派人员率同熟悉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若哈萨克、布鲁特等仍有越境游牧,即晓示该头目,速行驱逐,不可令伊等阑入内地”。[29]但是,乾隆三十一年以后,不断有哈萨克首领率部众内属清朝,进入新疆沿边境内游牧居住,也有的哈萨克“游牧遇雪,屡次越界”,乾隆帝对驱逐遇难牧民“殊觉不忍”遂改变做法,提出“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派员弹压,日久人众,即可编设佐领昂吉”[30] 。清朝此令一下,越境游牧的哈萨克日益增多,一部分哈萨克“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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