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要实施“东进政策”，当然要打击与清政府保持臣附与友好关系的喀尔喀蒙古封建主。而此时喀尔喀蒙古封建主对俄国侵略者的强硬立场，也使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的俄国代表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视为眼中钉，为了使俄国在未来的中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打击抗俄最坚决的土谢图汗。因此，1686年以来戈洛文极力“希望与博硕克图汗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53]，“戈洛文在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54]。有了俄国全权大使的支持，噶尔丹认为实施楚寐以求的“东进政策”时机已趋成熟，即有西藏僧俗上层的庇护，又得到俄国势力的支持，是实现建立统一大蒙古帝国的最好时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借口声讨两年前喀尔喀蒙古诸部的枯冷白齐尔盟会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尊敬达赖喇嘛使者之举，率军3万，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区。由于噶尔丹派遣的千余名喇嘛作内应，土谢图汗仓促迎战，初战即失利，噶尔丹的骑兵乘势击溃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两部，大肆掠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牧地，致使喀尔喀蒙古诸部蒙受空前浩劫，举部内迁，“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55]。

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产生了极严重后果。首先，噶尔丹出兵，是从背后向正在抗击俄国侵略的蒙古人民猛砍一刀，使他们陷入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其次，噶尔丹占领漠北后，参加尼布楚谈判的清朝使团不得不中途撤回，影响了清政府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使清廷作出在谈判中对俄国作重大让步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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