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六日，噶尔丹遣其亲信丹济拉率军，欲劫清军在翁金的贮米仓站[72]，与清军祖良壁部发生激战，兵败而遁。自翁金一役，噶尔丹军再也无力与清军正面交锋，而是穷蹙已极，四处流窜，以躲避清军追剿。噶尔丹因连年征战，四处树敌，处境十贫困难。当时噶尔丹一不能西归伊犁河流域，那里早已为自己的宿敌策妄阿拉布坦所控制；二不能远投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此时阿玉奇汗已与策妄阿拉布坦结成了反噶尔丹联盟；三是“欲北投鄂（俄）罗斯”[73]，而此时沙皇俄国已视噶尔丹为*包袱而拒于接纳；四不能退入回部、青海诸地，因为此时“回部、青海、哈萨克皆隔绝叛去”[74]。唯一可供噶尔丹退却之处是投靠西藏的僧俗上层。因长期以来他曾得到西藏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
但是西藏地区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五世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即已去世，第巴桑结嘉措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秘不发丧10余年。长期以来，他始而支持噶尔丹的“近攻计”，继而支持噶尔丹全力推行“东进政策”。桑结嘉措利用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派遣济隆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表常驻噶尔丹牙帐，名为调解卫拉特与喀尔喀之争，实际是处处袒护噶尔丹，乌兰布通战后，济隆呼图克图与噶尔丹共同策划了缓兵之计，使噶尔丹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因此，当清政府从俘虏中得悉噶尔丹欲奔西藏的计划后，于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六日遣使保柱等赴第巴处，痛斥他对达赖喇嘛五世之死秘不发丧，欺骗部众，又唆使噶尔丹兴兵启衅，“其罪甚大”[75]，并严饬第巴桑结嘉措必须遵行下列数端：一是据奏明达赖五世去世始末；二是立执济隆呼图克图以治罪；三是解送噶尔丹之女婿青海博硕克图济农之子来京，以上几端如不遵行，就要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之兵，兴师问罪。
噶尔丹面临清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和*招降的强大压力。
1697年，康熙积极进行第三次亲征朔漠的军事准备，为此，康熙亲临宁夏，三月兵分两路西进。每路兵3000名，分由费扬古、马思哈统帅。四月，康熙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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