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咄逼人的准噶尔铁骑，首先在外交方面，对正在进行的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方针作了调整，康熙指示，俄国“若恳求尼布潮（即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68]由于清政府的让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0年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尔约，使清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之后尽管戈洛文仍“在厚待这一强大的邻居”[69]，但再也不敢放手大干。加之俄国政府从尼布楚条约中获得实利，俄国的最高当局远非如前一时期那样，急于与噶尔丹建立联盟，而是采取口头上的支持，行动上敷衍的政策，并很快将戈洛文从西伯利亚调回莫斯科。1693年8月俄国政府还向各关卡监督发出训令，严禁向卡尔梅克人输出*。[70]
清政府在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决定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准噶尔与清军之间大规模战役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九年八月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之战；另一次是三十三年五月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宗莫德）之战。这是两次战略决战，均以噶尔丹的失败而告终。乌兰布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进攻的锐气，而昭莫多之战使噶尔丹丧失了有生力量，战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一带。
噶尔丹的“东进政策”终以彻底破产告终。
四、噶尔丹的末日
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处境十分困难，即所谓“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狼狈不堪，目下掘草根为食”[71]。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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