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律例，伤人者，以伤人之罪罪之，盗劫人财物者，以盗劫之罪罪之”[46]。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进一步规定：“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应令来京互市，其余小台吉，俱于张家口互市，著为定例”[47]。贡使人数的限定，使噶尔丹无法向其属下分配名额，所以他一再向清政府诉苦：“顷奉明旨，限贸易人毋得过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以为出自我意，不容彼贸易，皆与我不和”[48]。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噶尔丹在一次覆奏中，要求清廷取消200人的限令，他说：“自古以来，四厄鲁特贸易，向有旧制，我等来使废也”[49]，并威胁说：“四厄鲁特与汉人贸易之事，如仍复旧制，则事皆归好矣”。[50]
清政府对准噶尔贡使和商队的限制，是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契机，但由友好发展演变成军事冲突的根本原由，则是噶尔丹旨在统一蒙古，建立一个不依附于清王朝的大蒙古帝国的*方略。
早在康熙十七年（1687年）三月，噶尔丹为实施其“东进政策”，即准备进军青海，理由是和硕特是卫拉特蒙古一部，理应归他统辖。清政府得知消息后，即命甘肃提督张勇等整敕军队严加防范，同时敕谕噶尔丹，要他“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51]。此时，噶尔丹毕竟羽毛未丰，他从清廷的强烈反应中清楚看到，青海和硕特与清政府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依附关系，他若冒然进军，清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而一旦与清政府正面交锋，显然是力所不敌，所以“行十一日，撒兵归”，也就是说主动改变了进军青海的计划。
实施“东进政策”是噶尔丹既定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开始全面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谋求俄国的支持，增强与清廷抗衡的实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噶尔丹派出两名使者，带了一个由70个组成的商队，携带致沙皇的信件抵达伊尔库茨克，“他们宣称他们的主子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磨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52]。这个使团活动的细枝末节，还待史料的发掘，但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家，噶尔丹此举表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的支持。所谓特定历史背景，一是指噶尔丹进军青海战略行动的中止；二是指清政府刚宣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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