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前，即着手加强军事集权统治体制。1677—1678年，噶尔丹发布了一项敕令，不允许准噶尔各爱玛克居民自由迁徙，要求所属官员不延误税赋征收，[19]并采取一系列保证兵源，改善作战装备的措施，史载：“作小连环锁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骆驼驮大炮，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20]。使准噶尔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噶尔丹“乃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治战攻器械”[21]，一时准噶尔“资用报备，不取给远方”。[22]

而在南疆地区，噶尔丹扶植阿帕克和卓“使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23]，而阿帕克和卓每年向准噶尔贵族上缴大量贡赋，噶尔丹为缓和维吾尔人与准噶尔贵族统治的矛盾，曾发布第二项补充敕令，规定：“霍屯人的村落应由霍屯人自己的法庭来裁决，共同的（人民的）诉讼，应由这里的高等法庭来处理”[24]。同时禁止南疆地区的奴隶买卖，准噶尔贵族还对代理人实行“人质制”，当时的维吾尔封建主为和卓家族，都有自己的亲属作为人质在伊犁生活，准噶尔贵族允许作为人质的维吾尔贵族数年更移一次，在伊犁也只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并不任意伤害。

噶尔丹在南疆的统治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对此，清代人苏尔德在《新疆回部志》卷四作过中肯评述：“回部旧受额勒特统辖，各项赋税虽有定额，但其数颇重，回人艰于定纳，凡贩运各货以及金银布帛，多于额外越例抽收。又派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大城办事之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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