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府对噶尔丹上台十分重视。由于1668年俄国使臣伯林回国后立即将噶尔丹的谈话作了详报，引起俄国西伯利亚当局极大兴趣，在“一直是个多事的邻居”中[10]，竟出现了这么一个难得人物。刚执掌政权的噶尔丹，也急于改善外部环境，缓和与俄国的关系。1671年夏天，噶尔丹上台不久，即派出信使把他已经控制准部局势的情况，通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将军苏马洛科夫转告了俄国当局。同年10月，噶尔丹无视僧格在1670年对俄国人斯基宾发出必须交回准噶尔部属民，否则将扣留即将从北京回国的俄使阿勃林的警告，热忱接待并派专使护送阿勃林至托波尔斯克。

二、“近攻计”战绩显赫

噶尔丹在军事上击败了政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的势力，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执掌最高统治权后，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梁份《秦边纪略》的《嘎尔旦传》中有一段详细生动的记载，“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峰起，噶尔丹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日：‘非时！非时！不可为’。噶尔丹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引者）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万，然后促夏执金，混为一尊’。噶尔丹善其言，乃为‘近攻计’”[11]我们从噶尔丹以后的*、军事实践中可看到，所谓“近攻计”的具体步骤是先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进而出兵天山南路，统治回疆，以确立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

康熙十二年（1673年），噶尔丹借口其从兄第巴噶班第与僧格有隙，发兵讨伐巴噶班第及其父楚琥尔乌巴什，但出师不利，兵败受挫，求庇于鄂齐尔图车臣汗。不久，噶尔丹又与鄂齐尔图车臣汗反目为仇，康熙十四年（16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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