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1672年）正月，噶尔丹继僧格成为准噶尔首领后，即向清政府上疏，要求承认其继僧格之位的合法性，这一要求得到了清政府的确认。之后，噶尔丹几乎每年遣使进贡，并上奏汗国内重大事宜。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攻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后，遣使献俘及“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康熙拒受献物；但对每年常贡之物照例收纳[41]。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遣使禀告已接受达赖喇嘛所授之博硕克图汗号，请求承认，并进贡锁之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42]，清政府收受其进贡方物，但不承认其汗号，拒绝授予汗印。不过，在事实上是默认了噶尔丹是卫拉特诸部首领。当时清政府正忙于讨伐“三藩”，因此，对远处西北的噶尔丹，只求其表面上的臣服，并无更多*上的要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为庆武功，派遣内大臣祁他特赴噶尔丹处赏赉。祁他特一行于同年冬抵噶尔丹牙帐。首次会见时，“及交敕书，噶尔丹俯身两手受之，其衣服等物，则彼左右之人受之，其器用币帛等物，并骆驼牵入，一一展视受之”[43]。噶尔丹在会见时特别询问平定“三藩”的情况，祁他特告之，“比年曾有寇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尽皆底定矣”[44]。祁他特一行在噶尔丹处逗留一个月，于次年正月二十七日起程，噶尔丹“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银鼠二百只，猞猁皮三张，抄狐皮一百张，黄狐皮二十张，活雕一只，贴金牛皮五张，厄鲁特鸟枪四杆”，另派贵族4人随清使至朝廷谢恩。[45]
由于准噶尔与清政府间以互遣贡使为主要内容的*关系得到正常发展，双方的贸易交往也不断增加。准噶尔的商队一般是随贡使同行，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当时准噶尔牧民所用的棉絮、棉线以及台吉、宰桑用的绸缎、丝绣等物，均需向中原地区购买，准噶尔贵族对中原所产之奢侈品十分倾慕。梁份《秦边纪略》卷6《嘎尔旦传》中有一段生动记述：“又与以织金大蟒，立蟒剌绣诸彩色。嘎尔旦皆罗列露文绣于外，引各台吉及各夷来视之”。“诸彝咸艳慕之，徘徊不能去云”。因此，噶尔丹派往内地的商队日益频繁，人数也与日俱增，清政府面对蜂拥而至的商队，为加强管理改变了对噶尔丹“所遣之使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的常例。1682年规定“嗣后尔处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放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贸易”，凡“沿途抢掠，殃民作乱，即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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