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1月，噶尔丹护送阿勃林到托波尔斯克的代表抵莫斯科，受到沙俄政府的礼遇，他们随身携带了噶尔丹致沙皇的两封信，噶尔丹在信中表示，愿意为沙皇服务，还表示，对俄国人向自己的属民征收实物税一事，“他目前并不为此事苦恼”[32]。1673年以后，俄国当局宣布“拒绝收容从卫拉特王公处逃出的人众”[33]，还假惺惺表示同意准噶尔牧民可以利用被沙俄侵占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上的牧场”[34]。1678年，沙俄的一个代表对噶尔丹说，侵犯卫拉特兀鲁斯的“那些坏蛋已被惩处”[35]，而同年，噶尔丹的代表则向波尔斯克将军明确声称，“希望保持边境邻邦的同盟，希望边境不发生争端”。[36]

经过近10年的交往，从沙俄方面而言，自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在东侵西伯利亚过程中，分三路侵入我国北部边陲。西路，以托波尔斯克为基地，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侵入我国准噶尔部游牧地区；中路，以叶尼塞斯河而上，侵入贝加尔湖和喀尔喀蒙古地区；东路，以雅库茨克为基地，溯勒拿河而上，侵入我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极其野蛮和极其狡诈的两重性。在东路，沙俄殖民者组织土匪式的殖民军，对我国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和野蛮的掠夺，而在中路和西路，沙俄主要是派殖民官吏对世居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诸部落交替使用*诱骗和武装蚕食的两面手法。但它们的侵略活动一直遭到准噶尔人民的反抗。多少年来，关于向准噶尔部属民征收实物税权益的争执，更使沙俄无计可施。而现在作为准噶尔部首领的噶尔丹已表示不再坚持其父兄原来的立场，因此，沙俄在对待噶尔丹的政策上，尽量在贸易、礼仪等方面予以满足，以扩大对准噶尔部的渗透。而从噶尔丹方面言之，当时正处于其扩张事业的顺利上升阶段。自1671年以来，噶尔丹翦除政敌，兼并扩张，接连获胜，踌躇满志。噶尔丹是一个“有大志，好立奇功”[37]的一部之长，为了实现其称霸西北的方略，他“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在噶尔丹看来，“和俄国结盟才有可能征服蒙古”[38]，因而采取了“北通好于俄罗斯”的方针，这时的准、俄关系正如一位苏联史学家所说：“如果说僧格认为归还克什提姆，取得向他们征收实物税的权利是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且为此不惜造成与俄国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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