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到阿玉奇汗牙帐所在地马努托海附近。次日，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阿玉奇汗在会见使团时谈到与祖国联系中的困难处境时指出：“遣使往来人数众多，恐彼（指沙俄－引者）惮烦，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进贡矣。此等情由，烦天使留意奏闻。”[16]这番话，一方面表现出他渴望与祖国建立联系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则对沙俄政府故意阻挠使团行程以致耽误时日的作法表示极大的不满。[17]阿玉奇汗还十分关心与西藏的关系，他向使团询问：“达赖喇嘛可遣使来否？”又说：由于道路不通，不能去西藏，“一切药物，甚是难得”，他希望使团能“留意转为奏闻”[18]，请求清政府给予支援。
图理琛一行被阿玉奇汗“留旬余，延宴不绝”[19]。他们在阿玉奇汗处停留的14天中，除阿玉奇一再宴请外，阿玉奇的妹妹、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遗孀多尔济拉布坦、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布等土尔扈特王公贵族，都以盛宴招待来自祖国的亲人，并馈赠礼品。六月十四日，阿玉奇汗派属部各首领率兵护送使团渡过伏尔加河，才依依惜别。
应该看到，图理琛使团出访土尔扈特部，在清代前期的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带去了祖国的亲切慰问和关怀，进一步增强了清政府与土尔扈特的*联系，同时也更加激起阿玉奇汗及其部众的思乡之情。法国学者加恩有段分析很是耐人寻味，他说：“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中国浪子土尔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直到18世纪中叶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能真正实现，而这时距离提出这个问题已有60余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怀有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应为1771年－引者）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国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而且前途未卜，就回到故土去呢？”[20]加恩的这段论述虽说是分析推论，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派出满泰为首的使团[21]出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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