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率其所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重返祖国,正是土尔扈特人民为反抗沙俄民族压迫而采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土尔扈特蒙古所以能保持经常与祖国联系乃至最后重返祖国,同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其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反清力量,实行武力镇压与军事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上层人物则施之以怀柔、拉拢措施。这个方针可以是在清朝开国之初既已定下来的基本因素，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采取了“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30]的政策，皇太极时也实行“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措施。到乾隆时，乾隆帝把这个政策说得非常明白：“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鴟张则剿灭之。”[31]清政府正是利用这一民族统治政策，解决了与其北部和西部蒙古族的关系问题。皇太极时期臣服了漠南蒙古，康熙时收抚了喀尔喀蒙古，雍正、乾隆两朝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割据势力进行了多次战争，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安定了西北边陲的政局，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尽管清政府统治者执行这一政策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性质,但从当时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来说,无疑这一政策是符合时宜的,是取得成功的。应该看到,清政府在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处理上,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方面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清政府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无不热情接待,恩赏有加。特别是图理琛使团代表清政府远道去伏尔加河流域探望,带给了土尔扈特人民以祖国的关怀与温暖,这就不能不激起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的向往和怀念。渥巴锡的率部返回祖国正是这一政策收效的结果，而这也并非当时清朝统治者主观上所能料到的。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举属内附”，就感到“始念所不及”[32]，因为在乾隆看来，土尔扈特并非“借招致而来”、他只好用封建观念加以解释说：“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实则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期然者”[33]。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民族政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