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十一月，嘉庆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它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想法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好玩，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嘉庆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技术进步的新事物，视为无用之物，视为粪土，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于片面。嘉庆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外国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物称作“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着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结语
嘉庆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既是乾隆朝的遗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嘉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弊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嘉庆，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较大改观，使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避免政局的进一步动荡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嘉庆没能做到。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将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在处理清王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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