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弊的洪亮吉大兴问罪之师。嘉庆四年八月，洪亮吉在上书中指出，嘉庆亲政后，言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洪亮吉所陈，是嘉庆亲政后确实存在的问题，只因言词尖锐且又切中要害，使嘉庆怒不可遏，斥责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将洪亮吉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审讯结果是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拟以斩决，不久，免死改为遣戍伊犁。洪亮吉因言获罪，朝野震动。嘉庆亲政后言路大开的局面也随之而结束。嘉庆自己也承认，“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尽管后来嘉庆意识到“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还为此下诏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嘉庆还将洪亮吉原书宣示中外，以“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嘉庆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籍。然而，嘉庆的这些弥补措施，已无法挽回洪亮事件的影响。
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嘉庆是严厉禁止开矿的。嘉庆自亲政后，屡次谕令臣工不得言利。他在反对言利的名义下，以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军需河工费用浩繁，财政日渐短绌，嘉庆欲觅开源之方。当时许多大臣因循旧例，不顾遗害累累，惟知开捐例，卖官鬻爵。朝臣中也有人对开捐集财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吏部尚书英和提出：“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不外开源节流。”“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他主张，对矿山“毋庸封闭，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实属有益无损，且可赡养贫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即无滋事之心。虑其滋事不令谋生，不免因噎而废食”。英和主张的正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嘉庆仍以“开矿流弊滋多”为由，顽固地拒绝废除开矿*。虽明知“捐例本非善政”，仍然以开捐作为开源筹饷之方。清代，关内各省大批流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关进人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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