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有不经阁部直接密谕地方应办事则多令亲重王大臣寄谕。雍正元年十月初七日江南学政法海奏折中提及：“近接隆科多字，怡亲王转传谕旨，令臣将广东巡抚任内已行未行之事，凡有关国计民生者备细开陈”（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89页。）。二年闰四月十三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折中也提到：“臣于闰肆月拾壹日接太保吏部尚书提督公舅舅臣隆科多书，闰肆月初壹日面奉上谕，转传到臣（下略）”，李维钧在折奏时特别声明：“凡奉上谕，多由部臣行文钦遵，今特命舅舅臣隆科多寄信与臣，实出异数，臣益揣分难安矣”，雍正在此行旁朱批：“此原系密谕尔之事，所以令不必部中行文，务寄信与你。”（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册，917页。）这一番君臣密语十分耐人寻味：通过诸如隆科多这样的亲重大臣以寄信转传密谕，较之由部行文，要机密得多，为臣者从中体会到与皇上的特殊亲密关系，故李维钧竟称之为“异数”；而雍正之所以采用廷臣寄信，乃系“密谕”之事，自然不欲部中传达。不过，就雍正初年而言，密谕地方大吏、领兵将军，主要还是通过朱批和朱谕，寄信仅偶一为之而已。
自雍正三年始，以内阁大学士封发的寄信谕旨日渐增多，引人瞩目。雍正三年五月十二日署川陕总督岳钟琪接到“由兵部加封递到内阁传单一纸、恭录上谕一道”，“内阁传单”内开：“内阁大学士马齐等钦奉上谕一道，于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封发署理川陕总督岳钟琪处，到日凡关系旨内将军巡抚处，即各行知，一体遵奉施行。”恭录上谕开首是“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议政王大臣庄亲王允禄等面奉上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册，68页。）。由亲重王大臣“面奉上谕”，经内阁封发的谕旨，严格地讲，还不能称之为廷寄，从现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来看，雍正四年始见堪称廷寄的密谕。据河南巡抚田文镜奏称：
兹于雍正肆年拾贰月抬柒日接准兵部咨，内阁大学士交出发河南巡抚田文镜字一封，相应转发等因到臣，臣即拆阅，字内开写雍正肆年拾贰月初玖日面奉谕旨：河南巡抚田文镜被御史谢济世特疏纠参，朕秉公据理，降旨决断，田文镜见旨后自应具本谢恩。尔等三人可密寄信去，令伊将谢本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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