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在这个关节，雍正八年十二月下旬，准噶尔蒙古突袭西路军营的奏报接二连三地驰递京师，需要雍正及时处置的紧要军机事务一时间急剧增加。在雍正病体不堪繁剧的情况下，已行之数年、且功效卓著的廷寄遂自然而然地被频繁采用起来。

雍正八年五月以准噶尔使臣特磊来京，降旨暂停止两路出师，并召北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西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来京计议军事。岳钟琪八月初八离营赴京，十二月初八日自京启程返营，而十二月初三小策凌敦多布所率准噶尔大兵偷袭西路军营，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纪成斌于初五、初八两日连发三折驰报军营被袭、马驼被劫走（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595、638-641页。）。十九日军报到京，雍正闻变即命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寄谕岳钟琪，“仍照朕所定吉日从西安起行”（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三三册，1104页。）。随后又书朱谕一道驰发岳钟琪：“事既如此出乎意料之外，目下局面实非人力之所能施（下略）朕意住肃州将一切事办理筹画妥协，请旨再出口方是。所关甚大，万不可轻举也。不尽之谕，大学士等代朕传谕。”（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753页。）作为此朱谕的“不尽之谕”，即廷寄一道与朱谕及纪成斌三次奏折一齐寄发岳钟琪。二十八日雍正接到纪成斌续报军情，又命大学士马尔赛等传谕岳钟琪，此件廷寄以“大学士公马，大学士张、蒋、尹，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内大臣步军统领阿，内大臣理藩院尚书特字寄大将军岳，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开头，上谕近700字，书旨日期系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十九册，755-756页。）谕中有两处朱笔更改之处：其一，“应否筑几所小城或炮台几座”一句，将“或”字划掉，旁加“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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