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其事，盖属特例，而九卿等与议机务，密办廷寄，亦渐成规制。其时办理廷寄者尚无军机大臣之名，雍正不过随口称之为“赞襄机务之人”、“日侍朕之大臣”、“办理军务之廷臣”（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二十册，618页；十九册，513、789页。）……；而承接廷寄的将军大吏覆奏时则直称其爵衔，偶见有称“中堂”者（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六册，8页。），其他以“内阁寄字”、“大学士寄字”为通例。乾隆年间赵翼称“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注：赵翼：《＠⑦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昶言之更详：“其大臣惟尚书、侍郎被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注：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载《枢垣记略》卷二二，《诗文三》。）。其实特简大学士及尚侍等亲臣重臣赞襄机务、承旨出政的体制早在雍正中早已定型了。
自廷寄创行，承旨书谕，翊赞天子所处理者，俱为不过“明路”的机密事务，其内容大要为机务与军事两方面：前者系交地方文武大吏等密办的紧要事件，后者在西北两路战争爆发前为密办军需，而后则为指授方略。雍正中期前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马尔赛既主军事，亦管最机密的紧要事务，可见军事与机务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大约对准噶尔战争爆发前，廷寄事件以机务为主，至八年末准噶尔突袭西路军营，一时间指示军事机宜的廷寄急剧增多，才大大超过了有关机务的廷寄。赵翼说“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注：《簷曝杂记》卷一，《廷寄》。），王昶则将寄信的“机事”具体为“诰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注：王昶：《军机处题名记》，载《枢垣记略》卷二二，《诗文三》。）。他们讲的虽是乾隆以后事，但机务与军事交特简亲臣重臣密办的规制在雍正中期前后业已出现。
由此可见，雍正中军机处虽未有其名而实已肇建。从此清帝彻底摆脱了阁臣执奏、六科封驳从制度上对皇权的牵制，天子意志通过秘密*渠道可以顺畅无阻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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