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内阁尽管有“参预机务”之名，其实不过是参与最高决策，而国家庶政，包括军政大计的运作却是公开的。公开*，作为历代君臣公认的一种传统，自汉代以来相沿已久，至明初废相仍以六科独主封驳，清承明制，六科“所奉旨意，有灼见未便之处，许封还执奏；部院督抚本章，有情理未协者，俱得驳正题参”（注：《清经世文编》卷十四，曹一士《请复六科旧制疏》，另见《（光绪）大清会典》卷六九，《都察院·六科》。）。康熙创行密折，但无意改变旧制；雍正则对传统*的运行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从现实*需要出发，他坚定地认为秘密*之不可偏废，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从朱批谕旨一变为亲笔朱谕，再变为代书朱谕，再变为廷寄谕旨，廷寄一旦出现，实际已开启了内阁“分局”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它的日趋制度化则必然将新的国家权力中枢推上*舞台，不管这个新的权力中枢何以名之，它的确立并制度化仅仅是个时间问题，雍正中西北两路用兵则使它以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之名凸现在廷臣面前，最终完成了国家权力中枢由内阁向军机处的转移。专制集权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虽说如此，但也许非如雍正这样的具有独特个性与魄力的帝王是不能完成此种划时代转变的。

显然，军机处的本质并不在军事，而在有“承旨办理机务”之名的秘密*。赵翼正是从权力配置转换的角度讲：“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注：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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