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的主体是士绅，他们拥有一定的功名，在理论上是政府官员的候补力量，幕府的扩大，意味愈多的士绅卷入幕府。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这是由于中清以来*黑暗使仕途更加壅塞，使许多士子失去了入仕做官的机会所致。时人估计怀才之士“见收于科第者十之二，其见收于军营者及一切保举者十之三，其沉抑迍邅而不获一用者，犹十之五”。《薛福成《上曾侯相书》。》这样约有半数者处于*状态，其中不少必是生计无着者。为了生存和求得发展的机会，他们纷纷奔集于幕府，“出游兵间，治军书文簿及管榷税”，“不复以讲授为事”。《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5，《罗熙赞传》。》这也是曾氏幕府人才荟萃的一个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把“引用一批正人，培养一批好官，以为种子”作为他事业的出发点，从来都把幕府当作造就人才，培养好官，形成自我中心的集团*势力的基地，而幕府的弹性特征为他这种用心提供了可能。
曾国藩的用心与他对时局、社会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清朝吏治腐败，既是*黑暗的表现也是道德沦丧的原因，经制武装的废弛，将官兵弁的无能，统治集团中缺乏凝聚力都是由于吏治腐败而导致的。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曾国藩认为选贤任能、更新吏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壬戌4日《日记》。》“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维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复毛寄云中丞》。》他表示要以转移风俗，陶铸一世人材为己任。《《曾文正公全集》卷3。》
曾国藩治军带兵之初其身份仅为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这种地位无疑使他不可能象督抚，甚至不如司道那样具有种种用人行政之便。这种境遇迫使他去寻求一种既得于实现人生目标，而又不与现存制度发生悖逆，不致招来从地方大员到中央高官攻讦的口实，幕府的弹性特征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
幕府的所谓弹性特征，就是幕府在清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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