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由庶吉士人选的翰林累迁至六部侍郎、尚书以至阁臣、首辅等朝廷重臣者甚多。通计有明一代全部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身者占十分之九。据统计，在明代１６４位阁臣之中，由庶吉士出身者１２８人，竟占７８．０４％（据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统计），可见在明代阁臣中庶吉士所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清代庶吉士却往往只是一种荣耀的功名桂冠，尽管他们社会名望清华高贵，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则只能奔竞浮沉于中低级职官。据史载、在清代被目为“宰相”之尊的大学土均匀是“满汉两途”（《清史稿》卷１７４），并且“满蒙汉军大学士不必尽由翰林出身”（《养吉斋丛录》卷一）。自雍正、乾隆以后，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而军机大臣的实相职位则又远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根据先师钱实甫教授编著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统计分析，清代庶吉士总数是６２１６人，其中只有３９．７５％（即２４７０名）的庶吉士后来累迁为高级官员，而其余的６０.２５％（即３８４６名）的庶吉士后来只能担任中低级官员。清代高级官员８４５１名，其中庶吉士出身者２４７０人，只占高级官员总数的２９．２３％，可见在高级官员中庶吉士出身者的比例是不高的，亦即清代庶吉士群体的*命运和仕途地位远不如明代庶吉士群体。
（二）清朗选拔庶吉士有不依照正常科举程序的“博学鸿儒”等特科。清代前期，由于普通科举考试制度只能网罗一些志节平凡的儒生、那些有气节的名流学者或自视甚高的遗老则不屑于进考场同普通儒生较量八股文。为了延揽这些高级文人，笼络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扩大统治基础，故清廷在正规化的科举之外又特设了“博学鸿儒科”。这种特科，在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各举行一次，都由京师和各省衙门的大臣用“荐举”的方式促其赴京就考，皇帝在殿廷主持考试，只试诗赋，不考八股。特别是那些布衣入选者，他们都跳过了乡试、会试和殿试、朝考等重重考试关，直入翰林院，平步青云。这使当时一些科班出身的翰林不免心理不平衡，说朱彝尊、冯?等人都自民间草野而来，不由科举递考而进，故把他们贬称为“野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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