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和地方上的知县官，虽然同样是七品官，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着极大的区别。例如，乾隆年间那位自称“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著名诗人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公元１７１５—１７６７年），当他被选为庶吉士时，沾沾自喜，特地写了“入翰林”一诗，踌躇满志之情跃然纸上：“弱水蓬山路九重，今朝身到蕊珠宫。尚无秘省书教读，已见文笺字不同。斑管润生红药雨，锦袍香散玉堂风。国恩岂是文章报？况复文章未必工。”〔38〕但是，在庶常馆学习三年后，散馆考试时袁枚因满文不及格而落选，被外放为江苏溧水知县，其时在他写的《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一诗中，就表现了一种极大的遗憾：“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平粗材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39〕。为什么当袁枚从庶吉士散馆外放为知县时，他竟然会痛苦得“忍泪为诸公”呢？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袁枚本人原是个“额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红尘热客，另一方面则也因为翰林院在清代一直被认为是个储才重地、读书养望之所。《清史稿》载：“（庶吉士）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其例先后不一。……凡留馆者，迁调异他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乡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而鼎甲尤所企望”。〔40〕在清代，翰林院的职掌是编修国史、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书和撰著诰敕制命等等。凡是编纂文史巨籍、入南书房值侍皇帝和上书房授皇子皇孙书以及外放学政、主考，多由翰林院成员充任。在清代，有一项不成文法：汉大臣凡不由翰林出身者，不得任大学士，亦即不能上升到名义上的宰相地位，并且卒后也不能谥“文”。有清一代，其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如湘军名将左宗棠因为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平定新疆建立了“殊勋”，才破例地由举人出身而升为东阁大学士，封恪靖侯，卒谥“文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罕见的“特典”。至于一般的汉人大学士，则多由翰林出身，且其中不少人都是从庶吉士留馆后转升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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