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官员职前培训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培养中级官员的观政进士制度、培养低级官吏的监生历事制度构成了整个明代官员职前培训制度。严格的庶吉士挑选办法，杜绝了“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选者未必皆有才”〔21〕的弊端，从而收到了“预列者无循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22〕的效用。庶吉士在学期间既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薰陶，又可通过观政获得实际从政经验，无疑这都是有利于年轻进士脱颖而出的。诸如洪武年间解缙、景泰年间刘清、成化年间邹智等人，这些明代庶吉士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学期间上疏建言，“皆人所讳者”，均名重一时〔23〕。因此，庶吉士经过特殊培训后能够成长为朝廷重臣，这不仅确保翰林官的*、文化素质，而且也使翰林院真正成为封建国家的储才重地，这样，庶吉士制度的积极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了以前的历代丞相制度，这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皇权的高度强化。明朝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而永乐时的阁臣则均简自翰林，永乐初年七个阁臣中的第一人解缙即洪武二十一年的“中书庶吉士”出身。解缙，字大号春雨，洪武二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一户世代官宦的著姓望族之家。他自幼即才华过人，洪武十八年他十七岁时参加了江西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翌年赴京师会试中式，经殿试后与长兄解纶、姐夫黄金华同榜登进士第，解纶被授官礼部祠祭司主事，解缙与黄金华则皆留选为“中书庶吉士”。从此，解缙得以经常侍从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左右，颇见皇帝爱重。朱元璋尝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24〕解缙知恩图报，写成著名的《大庖西封事》上呈给朱元璋，它在明代初期为朝野树立了一个直言时弊的典型，“书奏，帝称其才”〔25〕。但此事后不久，发生了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草书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代同事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等一连串招致封建统治集团上层不满之事。正由于解缙初涉官场、不谙宦海，到处代人草疏，经常惹是生非，致使这位才华洋溢却又书生气十足的青年庶吉士当时难于立足京城官场。故明太祖不久即将解缙的老父亲解开召至京师，要他把儿子解缙领回家乡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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