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雍正认为，要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必须对影响较大的土司及家口，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将他们迁移内地安置。他说：“若仍留本省，管束太严，则伊等不得其所。若令疏放，恐又生事犯法”。为此，令九卿对所有被革职土司，“其迁移何处，及如何量给房产，俾得有存养之处”，“分别评议具奏”。[54]所以，在雍正五年镇沅事件发生以后，一些被革职的大土司，陆续被安置内地。如镇沅土知府刀瀚家属安置江宁，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安置浙江，保靖宣慰使彭御彬安置辽阳，桑植宣慰使向国栋安置河南，邓川土知州 远安置江西等等。这样做，固然可以切断土司与土目的连系，少发生一些事端，但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当时办得并不都那么妥帖。就连雍正本人也承认：有的官员“不即留心经理，迟至一、二年后始拨给房地，以为瞻养。而地亩又相隔遥远，土司不能亲自耕作，惟赖该县知县，代征粮谷，卖银移交。每年非被佃户侵收，即被胥吏中饱，有名无实。以致各土司饥饿困顿，竟有私自逃匿者。”[55]为此，他曾颁发诏令：凡“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务令安全，以受国家豢养之泽。傥仍疏忽从事，必严加议处”[56]。
除以上两种情况外，还有少数土司，如镇沅的刀瀚、乌蒙的禄鼎坤、禄万钟、车里的刀正彦等人受到了严惩，是因为武力对抗改流，甚至煽动叛乱，其性质该另当别论。
但是，在改土归流以后，之所以发生土司闹事，除来自土司方面的原因外，流官激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些派往归流地区的官员，贪婪成性，借改土归流，乘机大捞一把。他们甚至认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57]有的界丈量土地，清理钱粮的机会，抢占土地，苛索银两。有的和土目土舍勾结，营私舞弊，任意敲索。有的大放高利贷、重耗、滥差、抢占民妇等。以致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湖广永顺宣慰司于雍正五年改土归流以后，设置永顺府，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滥差妨农，雍正七年（1729）五月，有两千多人聚集永顺城外，控告潘果。人民的这种不满和反抗，又往往会被土司土目所利用。如镇沅事件，土目刀如珍之所以敢采取那么大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人民对知府刘洪度“苛索银两，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终朝苦打，每日谢银三、四、五钱不等”[58]这种盘剥的不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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