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吕贤基等奉旨回原籍办理团练防剿，无论从统治者的主观方面还是从这件事本身的客观方面，均带有调整双重政权结构与重建统治秩序的色彩的话，那么上述奏疏，则可看作是吕贤基等在安徽办理团练防剿、或者说调整双重政权结构与重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

这一指导思想看上去与曾国藩办团练的特点近似。如“团练之事”，似相当于曾国藩的以保甲为基础，坚持以上层政权结构为主导的双重统治的格局，坚持由官方严密控制基层社会组织、使之略有攻防能力诸如能“歼除土匪”等低度军事化的原则；如“防堵之事”，则似相当于曾国藩的以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等。但仔细分析，这一指导思想实与曾国藩办团练的特点相去甚远，甚至具有本质的区别。其关键在于后两条——“防堵之事”与“剿贼之事”。

曾国藩练的是“官勇”、“新军”，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取代中央经制军队绿营军，代表中央、代表上层政权作战的湘军。

吕贤基奏疏则将“防堵”与“剿贼”分开：“防堵之事”归地方；“剿贼之事”归中央。责成地方“练本邑之兵，团本乡之勇，因本地之粮，守本地之土”。也就是说，地方所练之勇，只为地方专责防堵本地所用。剿贼之事，是国家经制军队“统兵大帅”的专责，如其仍照旧使地方各勇充前敌，扎大营于“去贼百余里外”，则“立即逮问”。非但如此，吕贤基奏疏还提出地方“各固藩篱，永免征调”；地方官“查其办理之善者，升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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