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问题,很能反映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台湾观。
内藤湖南精研中国历史,学问自成一家之言,史学界一般通称为“内藤史学”。“内藤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经济巨变的时代,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世社会之结束,宋代是近世社会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则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时期。唐宋的历史转型主要表现在(1)贵族*衰微,君主独裁代兴,(2)君位的变化,(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任用法的变法,(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生活则从唐代的“实物经济”向宋代以后“货币经济”转变,(8)文化上出现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变化以及庶民文化的兴起等现象。(注:参考: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96修订版),页104-116。)在内藤湖南的著作中,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史的“近世”的指针,均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
内藤湖南的学术世界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内藤湖南主张日本经此一役已然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他说:(注: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职と学者〉,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0。此文原发表于明治27年(1894年,光绪20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坂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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